您的位置 > 过高估计社会弱势群体的心理承受力，想当然地以为他们或出身贫贱，或穷困潦倒，对生活对未来的期望值已经降到最低，无论多脏多累的活儿都会抢着干，无论多么恶劣屈辱的待遇都会求之不得，即便生存环境极端恶化，超过了他们的心理承受力，也顶多不过是以一种卑微的方式自我了断，从自生走向自灭……事实上，持这种看法的社会主流人群、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不在少数，弱势人群的存在、利益和感情，在这些精英人群的眼里是不值一提的。精英人群相信，弱势者都是一群“特殊材料制成的人”，有着非凡的心理承受力，让他们“好死不如赖活”着，就是天大的恩惠了。相反，如果让土地被征用的农民拿到一笔可观的补偿款过上小康生活，让建筑工地的民工告别大通铺住上带空调的标准间，让吃低保的城市特困户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找到月薪两三千元的工作，让乞丐通过在大城市里沿街乞讨也能衣食无忧乐不思蜀，精英人群就会觉得这是让他们“一步登天”了，甚至该担心他们心理上承受不了这种“巨变”了。
如果倒退到二三十年前，鲁英学和罗贤汉或许是不会走上绝路的，因为他们即使在那样的困境中，也还能够找到继续活下去的理由，至少他们可以宽慰自己说，像我这样孤苦无助的人还有很多，人家能活，我为什么不能活？我不怀疑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弱势人群一向具有很强的心理承受力，但社会在变化，人的观念在变化，人的心理承受力也在变化。鲁英学、罗贤汉们昨天可以咬紧牙关默默忍受，今天他们的境况或许比昨天有所改善，但却仍然可能变得忍无可忍。因为他们不单单关心像他们那样孤苦无助的人还有多少，他们更关心的是，社会上境况比他们好何止十倍百倍的人为什么越来越多？他们尤其不能理解的是，为什么在精英人群主导的利益分配格局中，他们作为弱势人群非但不能分享到多少社会进步的成果，反而却总是一再为社会发展分担巨大的成本？
不但鲁英学、罗贤汉这样的弱势者，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的心理承受力也在变得越来越低。嘉禾强拆事件中，原县委书记等人的错误，不仅仅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违反了依法行政的原则，违背并侵害了群众利益，以及未能正确估计新形势下舆论监督的作用，而且还在于过高地估计了普通群众的心理承受力。他们错误地以为，政府过去长期都是这样做的，没见产生什么负面影响，现在一些地方政府还在这样做，也没见闹出什么事端。他们哪里知道，中国人正在变得越来越“脆弱”，以前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，用在今天要么大打折扣，要么南辕北辙。
中国人的心理承受力越来越低，这是一件好事，它说明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在觉醒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敢于并善于和各种侵权行为做斗争，虽然不可避免地要付出有时是十分惨烈的代价，但中国社会一定会因此变得更有生气，更有希望。